注册送白菜600_今天,我们怎样做记者

2020-01-11 12:52:12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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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送白菜600,每当看到你们这样一些青春的面孔,我就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开始走上新闻之路的时候。

1981年5月,在离国境线几公里的地方的一座战时的油库里,也像今天这样,正在举办一个新闻短训班。按照计划,短训班要办10天,但是,第6天的时候,突然宣布提前结束。班上的两个年轻战士,一个要跟着步兵参加主攻战斗,另一个要跟着炮兵参加助攻战斗。10天之后,与主攻部队一起行动的小伙子牺牲在了战斗中。他叫叶永宁,刚满19岁。他唯一发表过的作品,是在他牺牲后,原广州军区《战士报》刊登的两幅剪纸;与炮兵部队一起行动年轻人,便是我,那一年,18岁。从那时起,我走上了军事新闻之路。到今年,38年。

贾永八十年代初在广西边防

一、脚力:脚底下面出新闻,真正的新闻是走出来的!

我的采访对象就是我身边的战友,写作的素材就是战地生活。在当时,我们被称作“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前线部队大都是守卫山头,方圆几十里也没有几户人家,山路崎岖又不通电,除了极小的一块地方外,许多阵地三面都是地雷区,种不了菜也贮存不了新鲜肉菜,每天的主打菜基本上是榨菜、萝卜干、海带、罐头,外加土豆和萝卜之类。有个擅长美术的战士还创作了漫画登在了报纸上,标题好像叫做《连队菜谱》,画面上的内容是,“菜谱:午餐,萝卜白菜;晚餐,白菜萝卜”。

那时候,南部边境线上流传着一首模仿夏明瀚烈士遗作写成的战地诗,叫做:“吃苦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吃亏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前线官兵也确实像战地诗所说的那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高感。不过苦日子长了,也会有个别战士忍受不了。一个胖胖的四川籍姓胡的副班长属于肉食动物,平日里最爱讲的就是“来个鸡肉烧茄子咋样,最好是鸡肉多点茄子少点甚至没有茄子那种”云云。有那么一段日子接连暴雨,几个星期没闻到肉味儿,胡副班长每天摇摇晃晃执勤归来,几次定定地望着拴在坑道口的军犬呈思索状。直到有一天,当着军犬引导员的面,冷不丁地冒出了他的幻想:“如果这家伙一不小心跑进雷区,轰,咱们是不是就能吃到狗肉火锅了?”在前线,军犬可是相依为命的战友啊,何况那军犬立过战功。引导员一听急了,松了牵狗绳,追着胡副班长满坑道乱钻,恨不得让军犬撕碎了这家伙。

前线的日子倒也苦中有乐。年轻人聚在一起,多的就是力气和精力。战友们用罐头盒、炮弹筒之类养花种草美化阵地的做法,得到了上级肯定。到任不久的指导员又张罗着养鱼,对连长说,山上猪养不了,养鱼总可以吧。指导员二十出头,很想有一番作为,鼓励全连骨干“带头看到光明,带头提高勇气,一定要让大家吃上自己养的鱼”。连长是老边防,清楚山上连吃水都困难,靠积攒雨水养鱼显然不太现实,见指导员心血来潮,全连又士气正旺,也不好阻拦,还亲自带上几个兵到修坑道的工兵那里借来水泥,雷厉风行地抹了个养鱼的池子。阵地养鱼的事后来还惊动了机关的新闻干事,不过看到浅浅的池子中只有十几尾鱼,也不好描述,又不好大老远白来一趟啥也没写。那干事毕竟老道,在后来见报的短文中,用了“看到了一片的鱼”这样的描写,这让初学写作的我大受启发。想想也是,让人家怎么写呢,写“几条鱼懒洋洋地在水中漂荡”,显然煞风景;写成“成群的鱼儿欢快地游戏”,也有违事实。用“看到了一片的鱼”倒也符合场景。

1985年清明节,广州《羊城晚报》派资深记者李春晓到边防采访。当时我已经在师里当新闻干事。得知我们部队流传着这首战地诗,就让我一起寻找战地诗的作者。本来那诗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凑的,找了几天自然也没有找到谁是具体作者。不过我讲的几个故事还是感染了李春晓,她就让我把故事写下来。李春晓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但很敬业,只用一个晚上就改出了一篇出色的通讯《追踪一首战地诗》,先是刊登在《羊城晚报》头版头条,第二天又被《解放军报》在同样位置转载。战地诗由此传遍全国,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与“振兴中华”一起流传的口号。通讯获得了全国好新闻奖,那也是我第一次获全国奖。

1985年,我参加军队高考,凑巧的是,当年军队高考(干部试卷)的作文题目,竟然是为一篇与《追踪一首战地诗》同类题材的《热血男儿一席谈》写一篇评论。所以我写得很轻松,也得了一个较高的分数。

我1980年11月27日到边防当兵,1985年8月28日离开边防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上学,在边防部队生活了4年9个月零1天。人们常说部队是熔炉,也可以说,前线部队就是熔炼炉中的熔炉。

1987年,我从南京政治学院到中国青年报实习,正赶上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报社安排我跟着记者一起到火灾区采访。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是中国新闻界最新锐也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有一批实力超强的记者。他们中有的以思辨见长,比如后来写了电视剧《走向共和》的张建伟;有的以深度调查闻名,比如后来参与了《雍正王朝》编剧的麦天枢;还有的以评论锐利而闻名,比如后来做了中国青年报多年总编辑的陈小川,以及后来做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如今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还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既勇敢又敬业,危险面前争着上。比如那次带着我到大兴安岭参加扑火报道的雷收麦、李伟中、叶研,都是有名的拼命三郎。李伟中除夕之夜在前线与突击队员一起蹲猫耳洞,枪炮声中写出著名的战地报道《战士万岁》;叶研直到年过半百之后还跟着科考队几度赴南极考察。雷收麦当时是中国青年报驻黑龙江记者站的站长,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批评报道,叫《愤怒的炖鸡》,批评哈尔滨工商人员刁难个体经营者,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大兴安岭大火灾发生后,记者们当然都争先恐后,要求去现场。既然如此,为何让我这样一个刚刚到报社实习一个星期的大学生去呢?这就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杨浪先生。杨浪当时担任中国青年报国内部副主任,他在云南当过兵,深知重大灾害来临部队肯定会冲在前面,让我这样的一个军校学员去,采访时会方便些。更重要的是,杨浪有过边境作战经历,了解像我这样上过战场的军人敢冲敢闯,既能吃苦又不怕死。杨浪对“三色”报道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是,还在我们出发之前就为报道定下了基本基调,那就是彻底改变以往那种“大灾大凯歌”式的模式,要求我们透过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森林大火,探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的因果关系。事实上,我们的整个采访也是按照杨浪最初设定的思路进行的。杨浪后来主持过著名的财新杂志的编务工作。

这把大火,究竟是从哪里、为什么,又是怎样烧起来的?在大火的映照下,各色各样的人们,有什么样的表现?在当时的情况下,按照这样的思路采访,按照这样的思路探求真相,面对的困难可想而知。当地不少领导和机关以封闭的新闻思维实施着“新闻封锁”。

在各种限制和阻挠面前,不少记者只得离开灾区。我们四个留下来了,当时,除了雷收麦年近四十外,我们三人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而且都有过边防前线血与火中的采访经历,都有强壮的体魄。我们艰难而又充满信心地拓展着获取第一手材料的范围:火场,坟场,废墟,河套;广播员,水枪手,推土机手……白天厚着脸皮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晚上与灾民一起睡在四十个人一起的寒冷的帐篷里。

我们没有走。边防前线血与火铸就的“敢死队员”的精神仿佛在主宰着我们。为了维护人民群众了解社会重大事件的知情权利,为了让更多的人们观察到一个巨大的历史和社会变革前夜所显现的诸多现象,我们冒着危险坚持留了下来!

也许是从我们的行动中悟出了什么,越来越多的原来慑于某些人淫威而敢怒不敢言的灾民向我们敞开心扉直陈真情。夜里,我们行走在废墟上,一位鄂伦春族干部请我们去喝他在废墟上烧的第一壶茶;端午节,住在我们帐篷附近的母女俩用亲戚送来的两个鸡蛋慰问我们。

当我们作为最后离开灾区的记者,每人带着厚厚两大本详细记录了大兴安岭灾变的采访笔记和十几筒摄有灾区各种图像的胶卷登上南去的列车时,大火已全部熄灭。在大兴安岭地区首府所在地加格达奇,大兴安岭林管局的一位姓张的副局长居然找到了我和李伟中下榻的小旅社。他告诉我们第二天林管区将召开常委会,反思火灾和救灾。而在此之前,这位副局长是想赶我们离开的。第二天一早,当我们出现在林管局的会议室,一屋子的人自然是吃惊的。不过,也不好让我们离开。实事求是地讲,林管局的领导大都还是不错的干部,文化水平高,也比较民主,反思也很中肯。但是,当时僵化的体制和改革的滞后导致了他们沾染了很多的国有企业干部的通病。其时,林管局和大兴安岭行署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既是企业领导又是党政领导,既隶属于当时的林业部,又隶属于黑龙江。而大兴安岭林行署所在地加格达奇,行政归属黑龙江省,版图又属内蒙古自治区,林管局又是林业部直属森工企业,“一个媳妇仨个婆婆”。既不敢称为市,又不能叫做镇,最后只能无奈地称为加区。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各方利益还比较好调整,随着市场经济的加快发展,各种潜在的矛盾暴露出来了。我们的三篇报道标题是《绝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后来,新闻界通常称为“三色”报道。

应该说,“三色”报道在当代中国新闻史上是有它的地位的。文章发表后,产生的反响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料。在哈尔滨,甚至还发生了抢购中国青年报的风潮。那位大兴安岭林管局的副局长被免职后,还给我和李伟中来信,说他曾经为难过我们,但我们的报道对他的描述还是客观公正的。他已经让正在准备参加当年高考的儿子报考了他的母校南京林业学院,继续从事林业工作。“三色”报道获得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特别奖。迄今为止各种版本的新闻教材,也都把“三色”报道作为研究灾害报道的范例。

当时就有人说啊,贾永这小子运气好,当兵赶上了边境作战,得了个新闻奖;实习赶上了大火灾,又得了个新闻奖。事实上,对我个人而言,收获最大的是,大兴安岭火灾报道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新闻观尤其是采访作风。套用一个物理学观点,在此之前我是零度的冰,但“三色”报道之后,我成零度的水了。由零度的冰到零度的水的这个变化过程需要“融解热”。对我来说,这个“融解热”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青年报》那一时期的熏陶。那样一种视党的新闻事业重如泰山的理想追求,那样一种宽松而又民主的环境,那样一种充满正义与激情的氛围,那样一种求真求细的扎实作风,令人难忘。需要指出的是,“三色”报道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比如前面提到的杨浪,他的思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具体写作也是以三位记者为主力,我不过只是尽了我的责任而已。

当然,这次报道确实让我得到了一些荣誉,比如作为实习生获得“社长、总编辑嘉奖”,据说在中国青年报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还因此常常被称作中国青年报历史上最优秀的实习生。作家韩作荣、王南宁在当时的《人民文学》发表的报告文学中专门写了我和李伟中一节,叫“迷彩服与绿军装”。因为在大兴安岭那段日子,我和伟中一个穿军装,一个穿迷彩,整个县城都认识了我们。后来还有个插曲, 2016年的春节,我到中俄交界处的伊木河边防连采访,路过漠河,只有半天时间,很想找到当年在大兴安岭采访时端午节为我们送过两个鸡蛋的小姑娘,结果还真找到了。30年过去,那个小姑娘也是40多岁的人了,但一眼就认出了我。

“三色”报道已经过了整整32年。上个月媒体点评改革开放40年新闻界大事,“三色”报道榜上有名。它之所以成功,或者说之所以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最重要的就是客观公正。而这种客观与公正又来自扎实深入的采访。公正是记者的良知,落实到记者工作中,公正的最基本要求是必须以平等的态度与方式对待新闻事件的“当事者”各方,始终做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尤其不能以一己之利代替社会的公众良知,更不能以一孔之见假冒民意替代公论。

“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48个字,概括了在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习总书记指出,“要承担起这个职责和使命,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但这决不意味着记者能够忘乎所以。普利策曾经把媒体视为文明社会崛起的一股强大力量,同时也认识到新闻业良性运行的难度。正因如此,他提醒人们:“新闻事业的最难之处就是既要保持新鲜报道的生命力,又要使其受到精确和良心的约束,而不是随心所欲。”但是,一直以来,总有一些笼罩着“无冕之王”光环的新闻从业者陶醉于自身的“布道者”角色,而对履职尽责的边界难以保持清醒。

我向大家讲上述这些经历,便是我今天与大家交流的第一个方面,也就是习总书记要求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增强的“四力”之一,脚力。结论就是:脚底下出新闻,真正的新闻是走出来的!

贾永在神仙湾哨所。

二、眼力:记者的眼光,决定记者的高度!

1991年早春,我参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报道。当时的背景是,一些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国外政客和媒体对我们国家尤其是对我国西藏的人权问题多有指责。我国政府为此明确指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独立权、发展权。

那么,怎样才能在报道中体现中国政府的这一主张,既为西藏真实的人权状况提供一个有力的佐证,又能巧妙地对国际上关于西藏人权的种种毫无根据的舆论予以回击?那时候还没有青藏铁路。我没有像很多记者一样直接飞向拉萨,而是沿着青藏公路乘汽车边思考、边采访、边往拉萨赶。没想到,这次让我差点丢掉性命的行程,竟使我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连通内地与拉萨的两条高原公路,原来是一个巨大的“人”字。一“丿”,川藏公路;一“乀”,青藏公路。

拉萨有史以来的第一辆汽车,是当时统治印度的英国人赠送的,但是,开到了中印边境就开不动了。为啥?没有路啊。所以不得不拆成零件用牦牛运到了拉萨,并且,那辆汽车几十年再也没有开出过拉萨城。西藏和平解放后,达赖、班禅要来北京见毛主席,不得不绕道印度再到东南亚,再飞到北京。同样还是因为没有路!但是,共产党人却给西藏没有通向内地的公路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后来,又修通了格尔木通往拉萨的输油管线。

正是这两条被藏族同胞称之为“彩虹”,颂之为 “金桥”的高原公路 ,构成了西藏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成为他们心中“托起太阳的哈达”。你想啊,多少的奴隶娃子当年就是通过这两条路,走出了西藏,走到了内地,走到了中央民族大学,走到了人民大会堂。

联想当时的国际背景,我知道,我已经找到了这篇报道的正确的路——这便是属于全人类的这个巨大的“人”字。

通讯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一“丿” 一“乀”,一个巨大的“人”字雄居全人类公认的世界屋脊之上。一“丿”——川藏公路;一“乀”——青藏公路。

随着两条世界上最高最奇的公路的出现,遥远的西藏不再遥远,沉默的冰山不再沉默。驼铃散去,凝固成一个个人与路的永恒故事。

为了修筑这两条路,4000多个英灵化作了生命的路基;为了守护这两条路,1400多个年轻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苍莽高原。川藏兵站部汽车某团,牺牲在通往西藏运输线上的烈士,超过了这个团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人数。青藏兵站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仅是英年早逝的团级干部就有14位。

正是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奉献,使百万西藏人民真正获得了人的幸福和人的尊严!人世间还有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人权吗?我把我在采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全部融进了这篇《壮美的人证》。通讯播发后,不少到过西藏的朋友说,这是一篇证据确凿的批驳西方“人权卫士”的檄文。他们同时指出,整整40年,那么多人走过这青藏、川藏两条路,为没有发现这个“人”字呢?

我想,如果这一发现属于我的话,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样一种采访让我获得了自己的发现,进而也获得了属于我自己的联想。其实,这就是“眼力”。

不过,刚才我已经提到,这次采访差点让我丢掉了性命。当时年轻,也不知道高原反应是怎么回事。在格尔木感冒了后,没有在乎,继续乘车翻越唐古拉山,夜宿五道梁兵站,那里的医生见我脸色苍白,连忙给我测试血压和心跳。然后偷偷告诉随行的干事,赶快把这家伙弄下去,否则会出大事。即使这样,我还是坚持乘车赶到了拉萨,并且,在拉萨完成采访后,我又乘车从川藏公路返回。当时,川藏公路已经是一条季节性公路,春天雪融冰化,一路上都是雪崩、塌方、泥石流,我们的车辆几次险些被掩埋。至今,想起当时的情景,心里都有些后怕。

有人说,军队只有两种状态:战争和准备战争。战争的危险性人所共知。即使在和平时期,每逢危难时刻、危急关头、危险现场,肯定会有军人冲在第一线,军事记者也就很自然地会出现在第一现场。世界上列出的危险性职业排行榜中,有两种职业始终是位居前列的,这就是军人与记者。汶川地震时,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往后撤,但有两种人却在迎着余震往前冲,就是军人和记者。

到新闻的源头发现和追寻新闻应当成为我们的基本做法。尤其是军事记者,他的工作状态应该简单而又干脆,也就是:时刻准备出发,时刻迎接挑战,时刻投入战斗!

以上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二个方面。眼力:记者的眼光,决定记者的高度!

贾永在内蒙古额尔古纳界河。

三、脑力:没有发现当不了好记者,只有发现没有联想则成不了“大”记者,不善于动脑、不勤于思考的人,不适合做记者!

当然,一个优秀的记者,尤其是想当一个大记者,仅仅靠脚力和眼力还不够。

在咱们每座军营每个连队都挂着10位军人的画像。他们是: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苏宁、李向群、杨业功,以及最近刚刚开始挂像的林俊德和张超。

李向群是1998年长江流域抗洪涌现出来的英雄。那场特大洪水,从东北的嫩江、松花江,到南方的长江,都是百年一遇。宣传李向群事迹的时候,是1998年底。人们悬了几个月的心早已随着长江流域远去的洪水平静下来。如果仅仅把李向群作为抗洪英雄来宣传,不大可能产生轰动效应。最初接触到李向群事迹,总觉得这个只有一年零八个月军龄、八天党龄的年轻士兵不仅故事太少,而且难以为他的事迹找到一个可以有作为的主题。当时正值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1978年至1998年这20年,也就是李向群从出生到牺牲这20年,正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20年。把李向群放在纪念三中全会20周年这样一个重大背景下,把李向群作为与改革开放同龄又同行的典型来宣传,无疑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在李向群生前所在部队,师政委陪同我在营区参观,就指着河边的一片菜地说,这是李向群生前的菜地。那是一条特别清澈的小河,我问政委这条河叫什么河,他说叫相思河。相思河,很有诗意啊,岭南地区有种树就叫相思树,有些像凤凰树的样子。我又问流向哪里,师政委说是漓江。1998年夏季,我曾在长江抗洪前线采访50多天,对那一江洪水有着强烈的印象。那几天我就像古时的贾岛琢磨“推敲”时一样,不停地琢磨着如何把“长江”“漓江”、“20岁”这样一些要素联系起来,思考着文章的谋篇布局。后来到了海南琼山李向群的家,推开李家的后窗,一条大河出现在了眼前。李向群的父亲告诉我,这条河叫南渡江。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过去只知道海南岛有条与五指山齐名的万泉河,不知道另外还有这么一条美丽宁静的南渡江。凝眸椰林下清清的江水,我的视野顿时宽阔了许多。20岁的年轻人,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同生共长的一代,是被称为“小皇帝”的一代。那个时候报上经常谈的话题就是这代青年怎么怎么不行等等。当时正值那一代青年进入军营。这样一代人能不能经受艰难困苦的考验?能不能担当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任?一直是许多人心中的一个巨大问号。作为他们这代人的一个缩影,李向群以“20岁的人生跨越”和“20岁的生命礼赞”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通过这个典型可以说明,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青年是大有可为、能够担当重任的一代;第二,可以说明,这代军人与他们的前辈一样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第三,可以说明,绿色军营依然是培养人、塑造人、锤炼人的大熔炉大学校。还有一点就是,从李向群这样个性鲜明的年轻军人成长进步的历程中,还能说明中国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与时俱进与改进创新,这使得这代军人既能够适应严格的军营纪律,又保持了鲜明的时代个性。这是中国军队的一个进步。有了上述发现,我知道,我已经捏住了这个典型的主线。李向群事迹宣传后来延到了1999年年初。我在李向群事迹通讯的上篇《二十岁的生命礼赞》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长江、漓江、南渡江,三条河流呼唤着同一个名字;

荆州、桂林、海南岛,三地人民呼唤着同一个名字;

从去年悲怆的盛夏,到今年忧伤的早春,在他的家乡,他的军营,在他长眠的大堤和永生的江河,人们一遍遍、一声声呼唤着他——李向群!

一个只有8天党龄的党员。

一个只有20个月军龄的士兵。

一个只有20岁韶华的海南大特区青年。

一切都是那么短暂,留给人们的,却又那么绵长。

接下来,三个部分的小标题也有了:滚滚长江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静静相思河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清清南渡江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通讯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8月14日、8月15日”,把这两个日子放在一起,意味着什么?1900年的8月14日,侵入北京的八国联军在天安门前“阅兵”;1945年的8月15日,是日本投降的日子。时间上相隔一天,岁月上相隔45年,情感上却大相径庭。2000年初,媒体都在策划迎接新世纪新千年报道,有个晚上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题目,就让记者写,结果记者因故没写成,我那天也正好有事,就没有写。我那个后悔啊!我总不能为这个题目等上千年百年吧?

直到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终于将这一发现了很久也思考了很久的主题写成了评论《从“八一四”到“八一五”》。有专家撰文称,文章“显示了新华社记者通晓古今的知识和把握现实大局的能力”。

发现是记者的基本功。但是,如果没有深入思考所产生的联想,发现就很容易与你擦肩而过。因此,我们既需要用眼睛去发现,还需要用心灵去感应。只有那些思维活跃的人才会产生丰富的联想。也只有那些善于思考的人,才能融汇惯通。

当然,与发现相比,这种思考的过程更加艰苦。但是,有了发现又有了建立在深入思考之上的联想,你肯定会写出不一样的作品来。我讲课时讲得最多的就是新闻方法论。一旦掌握了这种方法论,我们也就到了自由王国了。

再来看一下,我们为电视片《回望延安》撰写的解说词——

1947年春天,冰雪刚刚开始融化,战争,突然降临延安,降临这座党中央进驻了整整十年的陕北小城。

这年3月,胡宗南20万大军进攻延安。宝塔山下,黑云压城,延河两岸,炮火连天。

毛泽东断然决策,用延安一座空城,换取一个中国。他不顾个人安危留在陕北,以牵制敌人重兵。虽然,这时的解放军数量上还不到国民党军队的一半,但毛泽东俨然看到胜利的曙光了。他自信,落脚延安这些年,共产党人早已淬火成钢。

此时的蒋介石同样志得意满。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这座空城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毛泽东住过的窑洞。

也许,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两年之后,解放军就攻克了南京,他的总统府的日历,再也没有翻过1949年4月23日这一天。

历史总有惊人的巧合。1945年,也是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新落成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盛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2个红色大字,烘托出鲜明的大会主题。

这里的“4月23日”,把两个重要的节点有机联系在了一起。它的背后,自然也是“脑力”的作用。

这些年,网络的便利使得很多年轻记者忽视了采访的重要性,打个电话就算采访了,甚至靠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写稿子。可以说,这样的记者是成不了好记者更成不了大记者的,因为他既没有脚力、眼力,又没有用脑力。没有属于个人的发现,更没有建立在个人发现基础上的联想,到头来吃亏的只能是他自己。

这是我与大家交流的第三个方面:“脑力”。其结论就是, 没有发现当不了好记者,只有发现没有联想则成不了“大”记者,不善于动脑、不勤于思考的人,不适合做记者!

贾永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嫦娥”发射现场。

四、笔力:精彩之作必有神来之笔。笔力影响传播力!

也是1998年抗洪的时候,我想,在这样一个大洪灾之年,会不会有一个头顶一江洪流安静生活的小村庄,如果有,不正是改革开放20年国力增强、党和政府的防洪措施得力、抗洪大军决战决胜信心的生动写照吗?结果,还真找到了一个这样的村庄,而且素材远比想象的更加丰富更有价值。好像是在湖北的监利县,有个在长江大堤下平静安然生活的村庄。这个村子在1954年长江分洪时中曾被淹没,村子里的所有土地,被冲成了一个巨大的坑,300多户人家由此从农民变成了渔民。当年的洪水过后,村子里树起了分洪纪念碑,村子也由此改名分洪村。当时我们的设计是,在长江最大一次洪峰到来的那一天,在比1954年的长江水位还高的那一晚上,写一篇散文式的特写,要拿一个中国新闻奖。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村民们看到我们的记者太辛苦,非要拉到家里去吃饭,耽误了点时间。当时不像现在全天候发稿,那时候新华社主要是给报纸供稿,晚上十二点左右就关机了,记者最后写出的稿件不是让我太满意,发稿太晚又影响了采用率。结果也浪费了一次绝好的发现与联想的机会。这也说明了笔头的重要性。虽然那一年的抗洪我们也得了一个中国新闻特别奖,但主要是靠题材硬,写法上没有更多的建树。精彩之作必有神来之笔。关于笔力,新华社总编辑何平同志有几个很有见解的观点。他认为,提升“笔力”,最重要的是力求短、实、新,摒弃长、空、假。他用“四个山”来比喻新闻文风。

一是“开门见山”,文章开头要直截了当,简洁明快,不穿靴戴帽。

二是“文似看山”( “不喜平”),行文上要有故事、有情节、有节奏,引人入胜,不要平铺直叙。

三是“稳如泰山”,新闻报道的文风要厚重、大气、质朴,平实平稳,清新自然,不造作、不轻飘。

四是“一览众山”(小),主题立意要高,视野开阔,高屋建瓴,不就事论事。唯此,才能写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品佳作。

事实上,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四句箴言”“八字要诀”,不仅是转作风、改文风,打造新闻精品力作的根本方法,也是增强本领、锻炼队伍的关键要害。何平同志认为,落实习总书记要求,必须要做到“四个遵循”。一是,遵循实践规律,锤炼脚力。新闻工作者要报道事实、还原真相,必须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成为“客里空”。二是,遵循认识规律,锤炼眼力。发现新闻如同观察海上冰山,既要看到浮在水面上的小部分,更要看到深藏在水下的大部分。要有“显微镜”的本领,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有“广角镜”的本领,善于从个别中发现一般,从典型中揭示普遍;要有“放大镜”的本领,善于见微知著,以小见大;要有“望远镜”的本领,能够在孤立的、意外的事件中发现带有规律性问题。三是,遵循思辨规律,锤炼脑力。善于思考、善于概括、善于判断,能够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深刻揭示事物本质、主流、趋势,跳出“横看成岭侧成峰”,做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四是,遵循传播规律,锤炼笔力。真正做到:文字优美、鲜活、生动,表达精准、精辟、精深,作品呈现耳目一新、引人入胜。

3年前的今天,2016年1月23日。一场雾霾过后,正是难得的散步时候。晚饭后,我匆匆走到室外,那个冷啊,硬生生把我冻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20年来北京最冷的一个夜晚。那一天,是我53岁的生日。不过,真正让我感到彻骨之寒的还不是那天的天气。那天晚上,网上流传腾讯网当时的总编辑王永治当天的演讲:《传统媒体的超级冬天》。王永治曾经是我在新华社的同事,他的演讲自然要看一看。这一看,便呆住了。

王永治主要阐述了四个观点。

第一、旧媒体是不可能活的。他认为,报纸、广播、电视可以共生,网络新媒体则通吃前三者。

第二、未来视频是大趋势。他认为,互联网时代视频是具有主要地位的,所以大家赶紧注册视频类的公众号。

第三、只有泛媒体人永生。他认为,过去那种靠一支笔、靠新闻整合就能够在报纸上发新闻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现在人们可以第一时间把新闻传递到微博微信上去。人类永远需要专业的媒体人士,前提是你必须真的专业,必须真的精英。

第四、生存平台是两微多端。他认为,两微,就是微信,微博;多端就是各种客户端。

当天晚上,我在朋友圈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题目是:我的前同事宣告了我的职业的死亡。我写道,腾讯总编辑王永治先生曾是我长期供职的新华社的同事。在我53岁生日这一天,他宣告了比今天的天气更加寒冷的消息。不过“一句媒体人不死,倒让我看到了一丝丝生的希望”。

永治的观点虽然有些偏颇,作为一个在传统媒体圈子里打拼了30多年的媒体人,我也多少有些抵触。不过,静下心来想一想,即便王永治的话有些夸张,但事实无疑正在朝着他所形容的方向发展。那注定是一个难以入睡的漫漫长夜。窗外,一阵更比一阵猛烈的长风扑打着窗棱,也仿佛扑打在了我的心上。媒体的寒冬,就这样在这个冬天到来了?它来得是那样的迅猛,让人还没有准备就一步到了严冬!

1994年4月,中国大陆开始实现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连接。不过20年多一点的时间,中国拥有了7亿网民,2015年底的数字表明,将近80%的网民已经把移动端的微信、微博及新闻客户端作为获取信息的“第一窗口”。还有多少人阅读和收听收看传统媒体,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的读者、观众,在我们不知不觉间悄悄流失了。受众获取新闻信息的热情永远不会减弱,只是他们走到了新媒体的那一边。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要正视“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这一事实。

严重的似乎还不单单是来自新媒体、自媒体的冲击。我们这支庞大的传统媒体队伍,自身是不是也同样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呢?

创新是媒体的灵魂。然而,创新不够早已严重制约了主流媒体的发展。多少新闻报道沦落到了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地步,多少电视节目化作了自娱自乐的狂欢,多少传统媒体旗下的网站变成了烧钱的机器、“僵尸”的太平间。

求实是媒体的生命。然而,思想浮躁、作风飘浮仍在新闻界蔓延。甘愿做深度调研的记者越来越少,善于炒作和运作的媒体人越来越多。从雷洋案到老虎伤人事件,人们见到的是抓眼球的炒作,是雾里看花的描述,就是看不到令人信服的真相。缺少了吹尽黄沙始到金的韧性,缺少了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敏锐,甚至缺少了媒体和媒体人最基本的求真求实精神,“哑巴说话”“尸体砍人”也就自然见怪不怪了。

传统的体制养懒了太多的媒体人,不正常的生态造就了太多不正常的媒体人,不计成本的投入把一些媒体变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结果是,大楼越盖越高,竞争力却没有上升;人员越来越多,影响力却没有扩大。即使没有互联网的挑战,一些传统的媒体不也自己跌入冬天了吗?

习主席视察解放军报讲话时指出,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

对照习主席的要求,我们用心、用力、用情还远远不够。当我们的报道再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受众就只有离我们远去。当我们享受着体制的福利而缺少了创新的动力,我们与新媒体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那个漫长的寒夜,冻醒了不再年轻的我!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会被时代所抛弃。对于求新求变的记者职业,超前的思维和超前的行动,永远是职业之树常青的保证。

“一切新生的传播手段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以致我们的一切都与之接触,受之影响,为之改变。”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引领人类进入新的传播时代,新闻从业者的信息采集、制作和传播理念正在发生着革命性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记者不但要勇于创新,而且还要时刻超前。所以,我就下决心办了“第一军情”这个号,2016年5月23日正式上线,到今天(2019年1月23日)正好两年8个月。最新数字是:头条粉丝1099万。至少在今日头条上,“第一军情”已经成为传播正能量的第一军事大号。

当前,信息网络技术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4g技术已经普遍应用和推广,可折叠电子纸、可穿戴设备、5g技术等呼之欲出,将会带来信息传播新的变革。新媒体是一个变量,这种变化只能越来越快。既然新媒体已经成了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那么,惟有在拥抱新媒体的过程中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否则,你只有被这个时代所淘汰或者成为这个时代的遥远背景。这一点,不会因我们的好恶,更不会因我们的意志而转移。

同时,科技的发展,虽然降低了信息传播者的门槛,却并不意味着降低了职业新闻人的素质要求。不管技术如何发展,人永远是新闻传播过程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可以预料,在新媒上最活跃、走得最远的,还是那些真正经历过正规职业训练的媒体人。所以,我要求“第一军情”的同志要发扬传统媒体那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那种讲政治、守纪律的大局意识,踏踏实实守正创新。我很同意何平同志的另外一个观点,他说:

在互联网这一新的传播环境中,要求我们不仅要有“笔尖”之功,能“妙笔生花”,还要有“指尖”之力,达“刷屏之效”,既要当“大手笔”,也要做“键盘侠”。其实,何平同志的这一观点,也是我今天讲的第四个结论。

许多年前的一个记者节,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十个关键词决定记者能走多远》。当时写完了就放到网上了,没有想到反响还很强烈。后来,每当记者节来临,总会有人拿出来挂到网上。其实,我在与大家交流前面四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涉及到了。今天,我就用这十个关键词与大家共勉,这十个关键词是——

正义、勇敢、亲民、公正、律己、敏锐、求实、创新、超前、博学。

(本文摘选贾永同志的授课讲座。)

【作者简历】

贾永:1963年1月出生于山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从事军事新闻工作。

2004年获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新闻作品8次获得中国新闻奖,电视作品3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优秀纪录片奖。

与曹智、白瑞雪合写的通讯《飞向太空的航程》入选全日制高中语文课本。热播电视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我们一起走过》《必由之路》撰稿,《强军》《回望延安》《创新的力量》以及建军90周年朱日和阅兵解说词总撰稿。

公众号“第一军情” 头条粉丝超过1000万。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全国新闻战线领军人才。2007年全军英模大会代表。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消息来源:cnr国防时空

本期编审:孙 利

投稿邮箱:gfsk@cn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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