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网络议政让参政议政更有效率

来源:祥富箭滩网 2019-09-11 17:47:58

这样的变化其实也是显著的。形式的变化不仅仅意味着介质的差别,更在于整个意见表达的范式也发生了变化。

此外,新科技产品的应用,也极大地拓宽了协商议政的渠道。为民众的日常政治参与也因此有了一个更开放的空间,使民众能够有序地参与政治讨论,行使民主权利。

早在2014年1月,马斯克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表示,特斯拉计划将在中国兴建生产车厂,供应中国需求。

“现在,政协委员们协商议政有了一个新的渠道,就是网络议政。也就是说他们拿起手机,登录专门的APP就可以建言献策”。在3月2日下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郭卫民介绍了政协网络议政的效果和经验。

张阳还具体指出了与肃清流毒影响高度关联的六个方面:要深入开展医疗卫生、军需能源、物资采购、装备系统、有偿服务、基层风气等重点领域专项清理整治,注重从政治上看危害、严标准、强责任,对尚未解决的矛盾问题、尚未落实的整治项目、尚未兑现的整改承诺,要加强督导、严格落实。

一个委员的声音可能比较微弱,但多个委员的网络表达,则可能产生集聚效应,从而将民众的声音传递出来,反映到政治生活中,对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从北京APEC会议到杭州G20峰会,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博鳌亚洲论坛,每一次中国主场外交,都是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生动路演,彰显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当世界聚焦青岛,目光中既有对上合未来的密切关注,也包含对中国外交的深切期待。从“上海精神”到新型国际关系,从上合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们期待中国为上合组织发展不断注入思想动力,更盼望上合组织以新的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启迪世界,为促进人类的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与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的外交官们联合组成的“PolarPandas(极地熊猫)”队连续第三年身披红色“战袍”参赛。作为队员的加拿大外交官戴尚安(ShawnSteil)说,今天现场风大、气温低,给大家带来不小的挑战。但自己与新老队友们一起参赛,感觉“很热烈”。

1989.06-1991.09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规划土地管理局地籍管理处干部

南都记者查询其2013年的年度报告显示,负债总额高达459.43万元,2014年未公布相关数字。

据介绍,去年全国政协专门举办了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13位委员在北京、浙江、湖南和广东四个会场以及通过手机连线方式发了言,前后共有800余位委员通过移动履职平台开展在线互动,积极建言资政。与以往此类重大主题的现场会议相比,远程协商会的好处显然不仅仅在于节省时间与精力,还在于参会者都能专注于议题本身。

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的积极意义不容低估。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基于新技术之上的政治运行越来越成为常态。也将让民众看到,他们的诉求会得到更多有效的反馈。

他们之所以突然集中关注稀土,显然是因为感受到了中方在稀土领域传出的信号: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总结。数字的背后,是政协在网络议政上的主动尝试。网络议政的积极意义在于,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议政更灵活,协商更民主。政协委员不仅能够更加及时顺畅地履行职责,更加便捷地行使民主权利,也能够因为议政场域分散各处,不会被“面对面”的人情绑架,也有利于政协委员畅所欲言,表达出真实的观点与想法。

1979年至1981年,他带着全家住在北京,与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来往较多,在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执教的那段经历,更让他津津乐道。

这实际上是一种“平权”。广泛的参与,开放的交流,活跃的互动,能够让更多委员的不同意见得到有效交流,并体现到制度设计之中。这无疑有助于增强政协委员的责任感。

政协通过建立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扩宽了协商渠道,有效保障了政协委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委员和各参加单位把握参政议政的重点,及时便捷地参与民主协商,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

公开信息显示,阙文彬系恒康医疗第一大股东,而由他担任董事长的四川恒康则是西部资源第一大股东。去年10月发布的胡润富豪榜显示,阙文彬凭借着200亿元的财富,连续第八年成为甘肃省首富。

一部手机,一个APP,就可以成为一个议政平台。身处天南海北、职在各行各业的政协委员,就此展开网络议政、远程协商。这样的形式无疑更灵活,也更有效率。据郭卫民介绍,从去年8月,全国政协开通移动履职平台以来,一共进行了16次组群的讨论,1400余名委员参加,发言4000多次,政协办公厅汇集整理出了10个方面的106条建议。

由此可见,用法律为外国组织在华活动划红线的做法,放之国际并不稀奇。况且,《管理法》的有效实施,也为那些合法合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创造了良好法治环境,有利于为其在华活动提供便利,保障其合法权益。事实上,在《管理法》实施后的第一年,就有近300家境外非政府组织实现了平稳过渡。一句话,只要依法依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而且,在它们主动融入中国的文化场景过程中,也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海外网评论员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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